第二部分朋友是老燕京大學的學生。當時校址還在盔甲廠，由認識董景天（即董秋斯）開始。董原來正當選學生會主席，照習慣，即兼任校長室的秘書。初到他學校拜訪時，就睡在他獨住小樓地板上，天上地下談了一整夜。第二天他已有點招架不住，我還若無其事。到晚上又繼續談下去，一直三夜，把他幾乎拖垮，但他對我卻已感到極大興趣，十分滿意。於是由董景天介紹先後認識了張采真、司徒喬、劉廷蔚、顧千里、韋叢蕪、於成澤、焦菊隱、劉潛初、樊海珊等人。燕大雖是個教會大學，可是學生活動也得到較大便利。當北伐軍到達武漢時，這些朋友多已在武漢工作。不久國共分裂，部分還參加了廣州暴動，犧牲了一半人。活著的陸續逃回上海租界潛伏待時。一九二八——二九年左右，在景天家中，我還有機會見到張采真、劉潛初等五六人多次，談了不少武漢前後情況，和廣州暴動失敗種種。（和斯沫特萊相識，也是在董家。）隨後不久，這些朋友就又離開了上海，各以不同災難成了「古人」。解放後，唯一還過從的，只剩下董景天一人。
我們友誼始終極好。我在工作中的點滴成就，都使他特別高興。他譯的托爾斯泰名著，每一種印出時，必把錯字一一改正後，給我一冊作為紀念。不幸在我一九七一年從湖北干校回京時，董已因病故去二三月了。真是良友雲亡，令人心痛。
第三部分朋友，即遷居沙灘附近小公寓後不多久就相熟了許多搞文學的朋友。湖南人有劉夢葦、黎錦明、王三辛……四川人有陳煒謨、趙其文、陳翔鶴，相處既近，接觸機會也更多。幾個人且經常同在沙灘附近小飯店同座共食。就中一 部分是北大正式學生，一部分和我情形相近，受了點「五 四」影響，來到北京，為繼續接受文學革命熏陶，引起了一 點幻想童心，有所探索有所期待而來的。當時這種年輕人在紅樓附近地區住下，比住東西二齋的正規學生大致還多數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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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短短時期就失望離開的，也有一住三年五載的，有的對於文學社團發生興趣，有的始終是單干戶。共同影響到三十年代中國新文學，各有不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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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談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的偉大處時，多只讚美他提倡的「學術自由」，選擇教師不拘一格，能兼容並包，具有遠見與博識。可極少注意過學術思想開放以外，同時對學校大門也全面敞開，學校聽課十分自由，影響實格外深刻而廣泛。這種學習方面的方便，以紅樓為中心，幾十個大小公寓，所形成的活潑文化學術空氣，不僅國內少有，即在北京別的學校也希見。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北大學術上的自由空氣，必需肯定學校大門敞開的辦法，不僅促進了北方文學的成就，更醞釀儲蓄了一種社會動力，影響到後來社會的發展。
因為當時「五四」雖成了尾聲，幾個報紙副刊，幾個此興彼起的文學新社團，和大小文學刊物，都由於學生來自全國，刊物因之分佈面廣，也具有全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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