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在這時節和翔鶴及另外幾個朋友相識，而且比較往來親密的。記得煒謨當時是北大英文系高材生，特別受學校幾位名教師推重，性格比較內向，興趣偏於研究翻譯，對我卻十分慇勤體貼。其文則長於辦事，後來我在《現代評論》當發報員時，其文已擔任經理會計一類職務。翔鶴住中老胡同，經濟條件似較一般朋友好些，房中好幾個書架，中外文書籍都比較多，新舊書分別擱放，清理得十分整齊。興趣偏於新舊文學的欣賞，對創作興趣卻不大。三人在人生經驗和學識上，都比我成熟得多，但對於社會這本「大書」的閱讀，可都不如我接觸面廣闊，也不如我那麼注意認真仔細。
正因為我們性情經歷上不同處，在相互補充情形下，大家不只談得來，且相處極好。我和翔鶴同另外一些朋友就活在二 十年代前期，這麼一個範圍窄狹生活中，各憑自己不同機會、不同客觀條件和主觀願望，接受所能得到的一份教育，也影響到後來各自不同的發展，有些近於離奇不經的偶然性，有些又若有個規律，可以於事後貫串起來成一條線索，明白一 部分卻近於必然性。
因為特別機會，一九二五——二六年間，我在香山慈幼院圖書館作了個小職員，住在香山飯店前山門新宿舍裡。住處原本是清初泥塑四大天王所佔據，香山寺既改成香山飯店，學生用破除迷信為理由，把彩塑天王搗毀後，由學校改成幾間單身職員臨時宿舍。別的職員因為上下極不方便，多不樂意搬到那個宿舍去。我算是第一個搬進的活人。翔鶴從我信中知道這新住處奇特環境後，不久就充滿興趣，騎了毛驢到頤和園，換了一匹小毛驢，上香山來尋幽訪勝，成了我住處的客人，在那簡陋宿舍中，和我同過了三天不易忘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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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清那個懸空行宮雖還有活人住下，平時照例只兩個花匠看守。香山飯店已油漆一新，掛了營業牌子，當時除了四個白衣夥計管理燈水，還並無一個客人。半山亭近旁一系列院落，泥菩薩去掉後，到處一片空虛荒涼，白日裡也時有狐兔出沒，正和《聊齋誌異》故事情景相通。我住處門外下一段陡石階，就到了那兩株著名的大松樹旁邊。我們在那兩株「聽法松」邊暢談了三天。每談到半晚，四下一片特有的靜寂，清冷月光從松枝間篩下細碎影子到兩人身上，使人完全忘了塵世的紛擾，但也不免鬼氣陰森，給我們留下個清幽絕倫的印象。所以經過半個世紀，還明明朗朗留在記憶中，不易忘卻。解放後不久，翔鶴由四川來北京工作，我們第一次相見，提及香山舊事，他還記得我曾在大松樹前，抱了一面琵琶，為他彈過「梵王宮」曲子。大約因為初學，他說，彈得可真蹩腳，聽來不成個腔調，遠不如陶潛揮「無絃琴」有意思。我只依稀記得有這麼一件樂器，至於曲調，大致還是從劉天華先生處間接學來的。這件樂器，它的來處和去蹤，可通通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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