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居民的情況，無論當初是怎樣卑賤，但與鄉村耕作者比較，他們取得自由與獨立，在時間上總要早得多。都市居民的人頭稅，是國王收入的一部分，這一部分收入，多由國王制定比額，在一定年限內包給該市長官或其他人征收。但市民自己亦往往可以取得這樣的信用，來經收他們本市的這種稅收，於是就對這全部稅額，聯合負責。這種包稅辦法，對於歐洲各國國王的一般經濟，當是十分適宜的，因為他們本來慣於把莊園全部的稅收，交由莊園全體佃農包辦，使對這全部稅收負連帶責任。但這種辦法，對佃農亦有利。他們可照自己喜歡的方法從事稽征，並通過自己聘員之手將稅款納於國庫，不必再受國王派出的吏役的橫暴了。這在當時被視為極重大的一件事。
　當初，市民包辦市的租稅，和農民包辦莊園的稅一樣，是有年限的。後來，跟著時代的推進，變成永久的。稅額一定，以後永遠不能再加。稅額既成為永久的，以納此為條件的其他各種賦稅的豁免，便亦成了永久的。因此，其他各稅的豁免，便不限於一人之身，不再屬於作為個人的個別的人，而屬於特殊城市內的一切市民了。這個城市，因此成為所謂自由市；由於同一理由，市民成為所謂自由市民或自由商人。
　前面說過的那種種重要特權即嫁女自由權、兒女承繼權與遺囑權，一般常是隨著這種權利一同賜給特殊市的一般市民的。那種種特權，是否常伴隨著貿易自由權的賜與，賜給作為個人的個別市民，我不知道。也許真是如此，但我提不出什麼直接的證據。不過，無論如何，賤奴制度及奴隸制度的主要屬性，就這樣從他們身上解去了，至少，從這個時候起，他們在我們現在所說的自由這個字的意義上，是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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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如此。他們通常設立一種自治機關，有權推舉市長，設立市議會，設立市政府，頒布市法規，建築城堡以自衛，使居民習戰事、任守備。遇有敵攻或意外事情，凡屬居民，不分晝夜，都須盡防衛責任。在英格蘭，他們一般可免受郡裁判所州裁判所的管轄；所有訴訟，除公訴外，都可由市長判決。在其他各國，市長所得的裁判權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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