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變土地稅會阻礙耕地改良，似可作為反對此稅的最重要口實。因為，如果君主不分攤改良的費用，而分享改良所得的利潤，為地主者，必比較不願從事土地的改良。然而，就是這種阻礙，也許亦有法可以免除。要是在地主進行改良土地之前，許其會同收稅官吏，依照雙方共同選擇的鄰近地主及農夫各若幹人的公平裁定，確定土地的實際價值，然後在一定年限內，依此評價課稅，使其改良所費，能完全得到賠償，這樣他就沒有什麼不願改良土地了。這種賦稅的主要利益之一，在於使君主因注意自身收入的增加，而留心土地的改良。所以，為賠償地主而規定的上述期間，只應求達到賠償目的，不應定得太長；如地主享受這利益的時期太遠，那就恐怕會大大阻礙君主的這種注意。可是，在這種場合，與其把那期間定得太短，卻倒無妨定得略長一些。因為，促進君主留意農事的刺激雖再大，也不能彌補那怕是最小的阻礙地主注意改良土地的動機。君主的注意，至多只能在極一般的、極廣泛的考慮上，看怎樣才有所貢獻於全國大部分土地的改良。至於地主的注意，則是在特殊的細密的計較上，看怎樣才能最有利地利用他的每寸土地。總之，君主應在其權力所及範圍內，以種種手段鼓勵地主及農夫注意農事，就是說，使他們兩者，能依自己的判斷及自己的方法，追尋自己的利益；讓他們能最安全地享受其勤勞的報酬；並且，在領土內設置最便利最安全的水陸交通機關，使他們所有的生產物，有最廣泛的市場，同時並得自由無阻地輸往其他各國。凡此種種，才是君主應當好好注意的地方。
　假若這種管理制度，能使土地稅不但無礙於土地的改良，而且使土地改良有所促進，那麼上地稅就不會叫地主感到何等不便，要說有，那就是無可避免的納稅義務了。
　社會狀態無論怎樣變動，農業無論怎樣進步或退步，銀價無論怎樣變動，鑄幣法定標准無論怎樣變動，這樣一種賦稅即無政府注意，亦自會不期然而然地與事物的實際狀態相適應，而且在這些變動下，都會同樣適當，同樣公平。所以。最適當的辦法，不是把它定為一種總是按一定評價征收的稅，而是把它定為一種不變的規定，或所謂國家的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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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國家，不采用簡單明t的土地租約登記法，而不惜多勞多費，實行全國土地丈量。它們這樣做，也許因為怕出租人和承租人會夥同隱蔽租約的實際條件，以騙取公家收入。所謂土地丈量冊，似乎就是這種報確實的丈量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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