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暉是在極幽靜的鄉村地方，往往終日看不見一個外人！寂寞是小事；在學生的修養上 卻有了問題。現在的生活中心，是城市而非鄉村。鄉村生活的修養能否適應城市的生活，這 是一個問題。此地所說適應，只指兩種意思：一是抵抗誘惑，二是應付環境——明白些說， 就是應付人，應付物。鄉村誘惑少，不能養成定力；在鄉村是好人的，將來一入城市做事， 或者竟抵擋不住。從前某禪師在山中修道，道行甚高；一旦入閙市，「看見粉白黛綠，心便 動了」。這話看來有理，但我以為其實無妨。就一般人而論，抵抗誘惑的力量大抵和性格、 年齡、學識、經濟力等有「相當」的關係。除經濟力與年齡外，性格、學識，都可用教育的 力量提高它，這樣增加抵抗誘惑的力量。提高的意思，說得明白些，便是以高等的趣味替代 低等的趣味；養成優良的習慣，使不良的動機不容易有效。用了這種方法，學生達到高中畢 業的年齡，也總該有相當的抵抗力了；入城市生活又何妨？（不及初中畢業時者，因初中畢 業，仍須續入高中，不必自己掙扎，故不成問題。）有了這種抵抗力，雖還有經濟力可以作 祟，但也不能有大效。前面那禪師所以不行，一因他過的是孤獨的生活，故反動力甚大，一 因他只知剋制，不知替代；故外力一強，便「虎兕出於神」了！這豈可與現在這裡學生的鄉 村生活相提並論呢？至于應付環境，我以為應付物是小問題，可以隨時指導；而且這與鄉 村，城市無大關係。我是城市的人，但初到上海，也曾因不會乘電車而跌了一交，跌得皮破 血流；這與鄉下諸公又差得幾何呢？若說應付人，無非是機心！什麼「逢人只說三分話，未 可全拋一片心」，便是代表的教訓。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這種機心，有無養成的必要， 是一個問題。姑不論這個，要養成這種機心，也非到上海這種地方去不成；普通城市正和鄉 村一樣，是沒有什麼幫助的。凡以上所說，無非要使大家相信，這裡的鄉村生活的修養，並 不一定不能適應將來城市的生活。況且我們還可以舉行旅行，以資調劑呢。況且城市生活的 修養，雖自有它的好處；但也有流弊。如誘惑太多，年齡太小或性格未佳的學生，或者轉易 陷溺——那就不但不能磨練定力，反早早的將定力喪失了！所以城市生活的修養不一定比鄉 村生活的修養有效。——只有一層，鄉村生活足以減少少年人的進取心，這卻是真的！

說到我自己，卻甚喜歡鄉村的生活，更喜歡這裡的鄉村的生活。我是在狹的籠的城市裡 生長的人，我要補救這個單調的生活，我現在住在繁囂的都市裡，我要以閒適的境界調和 它。我愛春暉的閒適！閒適的生活可說是春暉給我的第三件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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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說了我的「春暉的一月」；我說的都是我要說的話。或者有人說，讚美多而勸勉 少，近乎「戲台裡喝彩」！假使這句話是真的，我要切實聲明：我的多讚美，必是情不自禁 之故，我的少勸勉，或是觀察時期太短之故。

1924年4月12日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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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1924年4月16日《春暉》第27期）

執政府大屠殺記

三月十八是一個怎樣可怕的日子！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這個日子！

這一日，執政府的衛隊，大舉屠殺北京市民——十分之九是學生！死者四十餘人，傷者 約二百人！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殺！

這一次的屠殺，我也在場，幸而直到出場時不曾遭着一顆彈子；請我的遠方的朋友們安 心！第二天看報，覺得除一兩家報紙外，各報記載多有與事實不符之處。究竟是訪聞失實， 還是安着別的心眼兒，我可不得而知，也不願細論。我只說我當場眼見和後來耳聞的情形， 請大家看看這陰慘慘的二十世紀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國！——十九日《京報》所載幾位 當場逃出的人的報告，頗是翔實，可以參看。

我先說遊行隊。我自天安門出發後，曾將遊行隊從頭至尾看了一回。全數約二千人；工 人有兩隊，至多五十人；廣東外交代表團一隊，約十餘人；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一隊，約 二三十人；留日歸國學生團一隊，約二十人，其餘便多是北京的學生了，內有女學生三隊。 拿木棍的並不多，而且都是學生，不過十餘人；工人拿木棍的，我不曾見。木棍約三尺長， 一端削尖了，上貼書有口號的紙，做成旗幟的樣子。至于「有鐵釘的木棍」我卻不曾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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