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突然而來，時代卻越見沉重了。「人民性」的強調，重行緊縮了「嚴肅」那尺度。 這「人民性」也是一種道。到了現在，要文學來載這種道，倒也是「勢有必至，理有固 然」。不過太緊縮了那尺度，恐怕會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說的錯誤，目下黃色和粉色刊物 的風起雲湧，固然是動亂時代的頽廢趨勢，但是正經作品若是一味講究正經，只顧人民性， 不管藝術性，死板板的長面孔教人親近不得，讀者們恐怕更會躲向那些刊物裡去。這是運用 「嚴肅」的尺度的時候值得平心靜氣算計算計的。

1947年4月23—25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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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1947年10月1日《中國作家》第1卷第1期）

論氣節

氣節是我國固有的道德標準，現代還用着這個標準來衡量人們的行為，主要的是所謂讀 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但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會這種傳統的 標準，他們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標準，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這傳統， 青年代卻不理會它，這種脫節的現象是這種變的時代或動亂時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麼 討論。直到近年，馮雪峰先生才將這標準這傳統作為問題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這是在他 的《鄉風與市風》那本雜文集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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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先生指出「士節」的兩種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說後者往往因為脫離了 現實，成為「為節而節」的虛無主義者，結果往往會變了節。他卻又說「士節」是對人生的 一種堅定的態度，是個人意志獨立的表現。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 是這種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後來的時代，例如我們的時代。馮先生的分析，筆者大體 同意；對這個問題筆者近來也常常加以思索，現在寫出自己的一些意見，也許可以補充馮先 生所沒有說到的。

氣和節似乎原是兩個各自獨立的意念。《左傳》上有「一鼓作氣」的話，是說戰斗的。 後來所謂「士氣」就是這個氣，也就是「鬥志」；這個「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 然之氣」，似乎就是這個氣的轉變與擴充。他說「至大至剛」，說「養勇」，都是帶有戰鬥 性的。「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義」就是「有理」或「公道」。後來所謂「義 氣」，意思要狹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氣」的分支。現在我們常說的「正義感」，雖然特 彆強調現實，似乎也還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氣」聯繫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詠的「正氣」， 更顯然跟「浩然之氣」一脈相承。不過在筆者看來兩者卻並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強調那 消極的節。

節的意念也在先秦時代就有了，《左傳》裡有「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的話。古代 注重禮樂，樂的精神是「和」，禮的精神是「節」。禮樂是貴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說是目 的。

他們要定等級，明分際，要有穩固的社會秩序，所以要「節」，但是他們要統治，要上 統下，所以也要「和」。禮以「節」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著；樂以「和」為主，可也 得跟「節」配合著。節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可以說所謂「聖達節」等 等的「節」，是從禮樂裡引申出來成了行為的標準或做人的標準；而這個節其實也就是傳統 的「中道」。按說「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節」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 在不犯不亂，這就帶上消極性了。

向來論氣節的，大概總從東漢末年的黨禍起頭。那是所謂處士橫議的時代。在野的士人 紛紛的批評和攻擊宦官們的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學。這些在野的士人雖然沒有嚴密的組 織，卻已經在聯合起來，並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們害怕了，於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領導 人。這就是所謂「黨錮」或「鈎黨」，「鈎」是「鈎連」的意思。從這兩個名稱上可以見出 這是一種群眾的力量。那時逃亡的黨人，家家願意收容着，所謂「望門投止」，也可以見出 人民的態度，這種黨人，大家尊為氣節之士。氣是敢作敢為，節是有所不為—有所不為也 就是不合作。這敢作敢為是以集體的力量為基礎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氣」與世俗所謂「義 氣」只注重領導者的個人不一樣。後來宋朝幾千太學生請願罷免奸臣，以及明朝東林黨的攻 擊宦官，都是集體運動，也都是氣節的表現。

但是這種表現裡似乎積極的「氣」更重於消極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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