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專制時代的種種社會條件之下，集體的行動是不容易表現的，於是士人的立身處世就 偏向了「節」這個標準。在朝的要做忠臣。這種忠節或是表現在冒犯君主尊嚴的直諫上，有 時因此犧牲性命；或是表現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國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 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這種人表示不願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離于現實之外；或者更 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隱逸之士了。這兩種節，忠節與高節，都是個人的消極的表現。忠 節至多造就一些失敗的英雄，高節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漢，甚至于一些虛無主義 者。原來氣是動的，可以變化。我們常說志氣，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 志和氣是配合著的。節卻是靜的，不變的；所以要「守節」，要不「失節」。有時候節甚至 於是死的，死的節跟活的現實脫了榫，於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結果變了節，馮雪峰先生論到周 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從統治階級的立場看，「忠言逆耳利於行」，忠臣到底是衛護着這 個階級的，而清高之士消納了叛逆者，也是有利於這個階級的。所以宋朝人說「餓死事小， 失節事大」，原先說的是女人，後來也用來說士人，這正是統治階級代言人的口氣，但是也 表示着到了那時代士的個人地位的增高和責任的加重。

「士」或稱為「讀書人」，是統治階級最下層的單位，並非「幫閒」。他們的利害跟君 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嘗不如此。固然在野的處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 縛，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們得吃飯，這飯恐怕還得靠農民耕給他們吃，而 這些農民大概是屬於他們做官的祖宗的遺產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門面話，就是偶然有個 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淵明，精神上或意識形態上也還是在負着天下興亡之責的士，陶的《述 酒》等詩就是證據。可見處士雖然有時橫議，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閙架，他們生活的基礎一般 的主要的還是在農民的勞動上，跟君主與在朝的大夫並無兩樣，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識形態， 彼此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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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士終於變質了，這可以說是到了民國時代才顯著。從清朝末年開設學校，教員和學 生漸漸加多，他們漸漸各自形成一個集團；其中有不少的人參加革新運動或革命運動，而大 多數也傾向着這兩種運動。這已是氣重於節了。等到民國成立，理論上人民是主人，事實上 是軍閥爭權。這時代的教員和學生意識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離了統治的軍閥；他們是在 野，可是由於軍閥政治的腐敗，卻漸漸獲得了一種領導的地位。他們雖然還不能和民眾打成 一片，但是已經在漸漸的接近民眾。五四運動划出了一個新時代。自由主義建築在自由職業 和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教員是自由職業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補的官。學生也可以選擇多元 的職業，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們於是從統治階級獨立，不再是「士」或所謂「讀書人」， 而變成了「知識分子」，集體的就是「知識階級」。殘餘的「士」或「讀書人」自然也還 有，不過只是些殘餘罷了。這種變質是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的一段，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在這過 程中也曾盡了並且還在想盡他們的任務，跟這時代世界上別處的知識階級一樣，也分享着他 們一般的運命。若用氣節的標準來衡量，這些知識分子或這個知識階級開頭是氣重於節，到 了現在卻又似乎是節重於氣了。

知識階級開頭憑着集團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種種傳統，那時候是敢作敢為一股氣。可 是這個集團並不大，在中國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與民眾打成一片又不容易，於是碰 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來的壓力，就抵擋不住。而一方面廣大的民眾抬頭要飯吃，他們 也沒法滿足這些饑餓的民眾。他們於是失去了領導的地位，逗留在這夾縫中間，漸漸感覺着 不自由，閙了個「四大金剛懸空八隻腳」。他們於是只能保守着自己，這也算是節罷；也想 緩緩的落下地去，可是氣不足，得等着瞧。可是這裡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識分子 卻不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氣節」，特別是那種消極的「節」，替代的是「正義感」，接 着「正義感」的是「行動」，其實「正義感」是合併了「氣」和「節」，「行動」還是 「氣」。這是他們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這個尺度成為標準，知識階級大概是還要變質的 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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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4月13、14日作。

（原載1947年5月1日《知識與生活》第二期）

論吃飯

我們有自古流傳的兩句話：一是「衣食足則知榮辱」，見于《管子·牧民》篇，一是 「民以食為天」，是漢朝酈食其說的。這些都是從實際政治上認出了民食的基本性，也就是 說從人民方面看，吃飯第一。另一方面，告子說，「食色，性也」，是從人生哲學上肯定了 食是生活的兩大基本要求之一。《禮記·禮運》篇也說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 更明白。照後面這兩句話，吃飯和性慾是同等重要的，可是照這兩句話裡的次序，「食」或 「飲食」都在前頭，所以還是吃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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