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制造業工人、商人，只能由節儉來增加社會的收入與財富，或按這種學說的說法，只能由克己，即自行剝奪自己生活資料基金的一部分，以增加社會的收入或財富。他們每年所再生產的，只是這種基金。所以，倘若他們每年不能節省若幹部分，倘若不能每年自行剝奪若幹部分的享受，則社會的收入與財富，就絲毫不能因他們的勞動而有所增加。反之，農業家及農村勞動者卻可享受其自己生活資料基金全部，同時仍可增加社會的收人與財富。他們的勞動，除了給自己提供生活資料以外，還能每年提供一種純產物；增加這種純產物，必然會增加社會的收入與財富。所以，象法國、英國那樣以地主和耕作者占人民中大部分的國家，就能由勤勞及享樂而致富。反之，象荷蘭、漢堡那樣以商人、工匠和制造業工人占人民中大部分的國家，卻只能由節儉與克己而致富。境況如此不同的國家，利害關系也極不相同，所以普通國民性也極不相同。在前一類國家中，寬大、坦白和友愛，自成為普通國民性的一部分。在後一類國家中，自會養成偏狹、卑鄙和自私心，厭惡一切社會性娛樂與享受。
　不生產階級，即商人、工匠、制造業工人的階級，是由其他兩階級――土地所有者階級及耕作者階級――維持與雇用的。這一階級工作的材料，由他們供給，這一階級的生活資料基金，由他們供給，這一階級在工作時所消費的穀物和牲畜，亦由他們供給。不生產階級一切工人的工資以及他們一切雇主的利潤，最終都須由地生及耕作者支付。這些工人和這些雇主，嚴格地說，是地主和耕作者的傭人。他們與家仆的區別，僅為一在戶外工作、一在戶內工作。這兩種人依賴同一主人出資來養活。他們的勞動，都是不生產的，都不能增加土地原生產物總額的價值。它不但不能增加這總額的價值，還是一種必須從這總額中支付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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