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級軍官們也都倣傚最高長官的榜樣，對政治犯採取另外一種態度，當然，他們的看法和作風是從上邊因襲下來的，他們不得不服從上邊的旨意。不過，下級軍官中也有很多愚蠢的人，他們對於上級的指令牢騷滿腹，倘若允許他們不受任何約束地各自為政的話，他們一定會感到非常高興的。然而，並沒有允許他們這樣做，完全沒有。我這樣說是有充分根據的，下面我還要講到這一點。
在軍事監管下被囚禁在監獄中的第二類苦役犯(我也屬於這一類)，其處境比起第一類苦役犯(在礦山服役)和第三類苦役犯(在工廠服役)來要艱苦得多。不僅對於貴族來說，而且對於所有的囚犯來說，都十分艱苦；這是因為對這一類苦役犯實行的看管制度完全是軍事性質的，很象俄國內地的軍犯連。軍事看管更加嚴厲，規章 制度也更加嚴格，總是戴着腳鐐，總是處在衛兵的監視之下，獄門總是上着鎖；對待其他兩類苦役犯卻沒有這樣嚴格。至少囚犯們都是這樣說的，他們當中有些人很瞭解那邊的情況。
如果把他們調到法律上被認為是最嚴厲的第一類那裡去，他們是會感到高興的，實際上他們早就抱有這種幻想了。至于說到俄國內地的軍犯連，凡到那裡去過的人一講起來都不禁毛骨驚然，他們都斷言，整個俄國再也沒有比軍犯連更艱苦的地方了，和那裡相比，西伯利亞簡直要算是天堂了。因而，如果說我們監獄處在極其嚴格的軍事看管制度下，處在總督本人的親自監督之下，有時還發生這樣的事情：有些半官方人士出於個人恩怨和嫉妒心，秘密告發某些不可靠的軍官放縱寬容某些政治犯——如果說在這種地方，貴族出身的政治犯還能享受到一些優惠待遇，對他們的態度和對其他苦役犯有所不同，那麼，我敢於說，若是在第一類和第三類苦役犯那裡，他們享受到的優惠待遇就會更多。因而我覺得，在這一方面，可以根據我所在的這個地方的情況來判斷整個西伯利亞。
從第一類和第三類苦役犯那裡傳來的各種消息，都證實我的這一結論是正確的。實際上，我們監獄的長官對待我們貴族還是比較關心和謹慎的。在勞動和關押方面，對我們沒有任何寬容：我們干的也是那種活，同樣戴腳鐐，同樣受監禁，總之，和其他囚犯完全一樣。在這些方面對我們是不可能寬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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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不久以前，這個縣城裡曾有過很多告密者，搞過很多陰謀活動：人們互相設陷阱，互相傾軋，因此，長官們都很害怕告密。在那個時候，還有什麼比被人告發寬容政治犯更可怕的呢！因此，人們都很膽小怕事，對待我們和對待別的囚犯完全一樣，只是在體刑方面略有不同。當然，如果我們真的犯了什麼過錯，應該受刑罰的話，要鞭笞我們也很容易。這是他們的職責，也完全符合「在刑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儘管如此，他們始終未能不分青紅皂白地隨便鞭笞我們；一般囚犯卻常常無緣無故地遭受嚴刑拷打，特別是當他們落到某些下級軍官或喜歡發號施令的人的手中時，這種事更是經常發生。據說，要塞司令獲悉若—斯基老人的事情以後，十分氣憤，並提醒少校以後要手腳規矩點。人們都是這樣對我說的。我們還聽說，就連那位最信任少校並有點偏袒他的總督大人，雖然也認為少校忠於職守並有一定的才幹，可是當他聽到這件事情以後，也把少校訓斥了一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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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少校對這些也不得不加以考慮。比方說，由於A的告密，少校非常痛恨米—茨基，儘管他千方百計地尋找藉口想對他進行迫害，但卻始終未敢輕舉妄動。若—斯基受刑的事很快就傳遍了全城，公眾輿論都一致反對少校，很多人都指責他，有些話甚至說得非常尖刻刺耳。
我現在又回想起了我第一次見到少校時的情景。我和另外一位和我同時入獄的貴族流放犯，還在托波爾斯克的時候就聽人講述過此人的令人討厭的性格，當時那裡住着一些已被流放了二十五年的老貴族，一見面他們就對我們深表同情，從那以後我們一直保持着聯繫；在覊押站的院子裡，他們提醒我們要警惕我們這位未來的長官，並答應要盡一切力量或通過熟人來幫助我們，以使我們不受到他的迫害。他們也確實這樣做了。當時，總督的三個女兒正好從內地來探親，她們收到了他們的書信，看來她們也確實在其父親面前為我們說過情。
可是這位總督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只能告訴少校，要他更加謹慎一些。下午兩點多鐘，我和我的難友來到該城，押解我們的衛兵帶我們直接去見我們的統治者。我們在門房裡等他。與此同時，已有人去找在獄中值勤的軍士。
軍士剛一到，少校也來了。他那張紫紅色的長滿粉刺的凶惡面孔給我們留下一種特別不愉快的印象：彷彿是一隻凶惡的蜘蛛跑出來捕捉誤觸到蛛網上的可憐的蒼蠅似的。
「你叫什麼名字？」他問我的難友。他說話急促、生硬、令人猝不及防，顯然是想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某某。」
「你呢？」他從眼鏡底下打量着我，繼續問道。
「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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