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中國近代史第中國近代史

以1985年為例，它給了7,368萬人就業機會。 28農村自由市場的數目在1985年達到了4萬個，城市自由市場總數約有3,000個。 城鄉自由市場加在一起，在1978年佔據了零售總額的6.6%，1979年占9.5%，1980年占10.2%，1981年占11.4%。 這些自由市場和私營企業構成了國有企業的汪洋大海中的一座頗具活力的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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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經濟改革所涉及的最敏感問題，是引進了一套符合現實的價格體系，它將最終排除政府對消費品提供補貼的需要。 政府小心翼翼地放鬆了對一些指定商品的價格控制，試圖儘可能地減小這個措施對市場造成的影響。 從1979年到1982年間，煤、鐵砂、香煙和酒類的價格提高了，而機械和服裝的價格則下跌了。 1983年，價格調整涉及了10萬種商品，總價值達400億元人民幣，其中包括化工產品的價格提高20-50%，鐵路運輸價格提高20%，耐用的輕工消費品如電風扇和彩色電視機等的價格提高了8-17%。 
民眾抱怨漲價，它超出了工資增長和生活費用調整的步伐。 官方公佈的通貨膨脹率1979年是4%，1980年是6%，1981年是2.4%，1982年是1.9%，30而非官方的估計則認為每年都在15%-20%，甚至更高。 1984年10月，當中共宣佈將加速進行城市改革計劃時，人們為對付漲價，紛紛湧向銀行提取存款去購買懷疑是緊缺的商品。 中國人經歷過1945-1949年間價格飛漲引起的苦難，他們對那種情形再現的任何徵兆都怕得要命。 
1979-1984年的城市改革並沒有指望建立一種自由的市場體系。 它們僅僅是一些七拼八湊的方案，旨在用一些現實的經濟想法和市場機制來修補效率低下的舊體制，以圖讓原本僵化的軀體能有點生氣。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拋開以「指令性計劃」為特徵的官僚支配式經濟，轉而採取「指導性計劃」的姿態。 到1984年，工業生產中只有30-40%可以被歸為中央計劃的生產，20%是市場經濟，40-50%屬於地方計劃或指導性計劃的生產。 
3.2第二階段農業改革的成功和工業部門取得的進展使中共得到了鼓勵。 1984年10月20日，中共通過了一項新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加速城市改革的步伐。 這是一份奇怪的、有意思的檔案，因為它不是一份改革的藍圖，而是一項有關樂觀意圖和給4,400萬黨員指導原則的聲明。 這份檔案是緊接着一連串好消息之後推出的，因此洋溢着對未來成功的自信。 
這些好消息有：創紀錄的糧食產量(4.07億噸)，前所未有的外匯儲備(200億美元)，中國運動員在洛杉磯奧運會上出乎意料的良好表現(32塊金、銀，銅牌)。 此外，工農業總產值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突破了一萬億元人民幣的心理界限.31
還有一個有利的發展加強了中國新的自信心。 這就是與英國進行的關於香港回歸的成功談判。 中英兩國已經就中國在十九世紀經不平等條約割讓或租借給英國的三塊領土之前途，進行了兩年多的討論。 這三塊領土是：(1)根據1842年《南京條約》割讓的香港島；(2)根據1860年《北京條約》割讓的九龍半島南端部分和石匠島；(3)1898年租借給英國的新界和235個附近島嶼，它們構成了香港陸地面積的92%；這些租借地的租期為99年，到1997年6月30日期滿。 
鑒於租借地的租期即將到期，中英兩國都期待談妥一項友善的協定。 英國方面希望在1997年以後保留某種行政權力，以確保香港的繼續穩定和繁榮。 相反，中國方面則堅持完全恢復對所有三塊領土的主權。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問北京，之後便按照中國方面的願望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 
1984年9月26日，中英達成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協議。 根據協議，香港在1997年6月30日以後將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但將在其司法、教育、和(更重要的)經濟和財政制度方面保持高度自治，包括其自由的企業體制。 32中國保證將在1997年以後的五十年裡不干預香港的社會經濟制度，從而實際上達成了一種「一國兩制」的協議，鄧小平也希望有朝一日將「一國兩制」運用到台灣。 
1984年10月這項協議的草簽和同年12月撒切爾首相與趙紫陽總理正式簽訂該協議，標志著中國取得了一個劃時代性質的勝利。 它標志著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最後痕跡的結束。 英國首相為了這項協議兩次前來中國，而且，英國女王在歷史上第一次預定將訪問中國，這些使這個勝利顯得更令人滿意。 
正是在這樣一種異常愉悅的氣氛中，第二階段的城市改革發起了。 現存的經濟究竟有什麼問題趙紫陽總理宣稱，經濟的僵化是因為沒有把政府和經濟企業當作獨立的實體分開，政府對企業的控制太嚴。 對商業活動、價值規律與市場因素之間的正當關係的忽視引起了一系列失衡，這些失衡必須予以調整。 在分配方面，太強調「平均主義」，導致了每個人都吃國家的「大鍋飯」，沒有人想努力工作。 
企業和工人喪失了主動性和創造性，陷入了普遍的癱瘓狀態。 這種不適應狀態的最惡劣之處是從1957年開始盛行的「左傾」思潮，把任何發展商品經濟的努力都斥責為復辟資本主義。 趙紫陽承認，需要大膽解放思想，糾正這種僵化的思維：「社會主義的根本職能是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增加社會財富，滿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質和文化需求。 社會主義要結束貧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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