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中國近代史第中國近代史

他們雖然奉命作戰，但士氣卻很低落，體力也很虛弱。 他們在1947年年中以前的可靠表現，只是代表着最終崩潰前的最後拚搏而已。 
相反，共產黨卻在抗戰期間大大擴充了軍事力量。 抗戰的結束也正是他們得到承認的時刻，他們現在生氣勃勃、鬥志昂揚，對前途充滿信心。 撇開意識形態不談，國共兩軍鬥志上的差距也影響了國共較量的結果。 
除了厭戰問題之外，政府軍隊的戰略也大有需要改進之處。 蔣本可以集中兵力守衛長城以南的地區，但他卻不聽美國的建議，將大批部隊派往東北，結果只是讓其中的四十七萬人慘遭屠殺或被俘。 攻佔延安並將逃亡的中共領導人追剿至戰略意義並不重要的西北山區，是一項注定要失敗的決策，為此又消耗了四十萬軍隊。 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指揮不當，再一次導致了無可輓回的兵員損失。 
從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之間的短時期內，國民政府損失了一百多萬部隊；政府軍隊的鋭氣燒燬殆盡，餘下的部隊再也無力作戰了。 
7.2通貨膨脹和經濟崩潰急升的通貨膨脹比厭戰情緒和戰略失誤更具災難性，這在抗戰時期就已很猛烈，而到了戰後則完全失控了。 這種通貨膨脹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濫發紙幣，流通紙幣從1937年1月的13億元狂升到1948年年底時的245,589,990億元，結果是在1945-1948年間，物價以每月30%的幅度遞增。 僅在1948年8月到1949年4月之間，紙幣就增加了4,524倍，上海的物價指數則上揚了天文數字般的135,742倍。 通貨膨脹和財政失措毀壞了千百萬中國人的生計，並徹底破壞了政府的信譽。 
人民大眾不僅反對國民政府統治，甚至還期盼改朝換代，這是不足為怪的。 
7.3失卻民心和政府威信除了導致急劇通貨膨脹的財政失職外，那些在戰後返回日占區的國府官員的討厭行為，也對國民政府的威信造成了永久性的損害。 他們以征服者的姿態回來，輕蔑地對待淪陷區的民眾，好像民眾都曾是漢奸和叛徒似的。 這些官員只是關心私利而接收敵產，卻不理會在日占時期經受了那麼多苦難的民眾之疾苦。 他們堂而皇之地與人民爭利，壟斷有利可圖的商品和財產，公然拍賣救濟物品以中飽私囊。 
最糟糕的是，他們強行以200：1的比率將華南和華中地區的日偽貨幣兌換成法幣，而比較適當的兌換率應該是此比率的一半。 60民眾的存款和現金積蓄就這樣突然驟減了，他們的直接反應是怨恨不已，尤其是因為幾年前偽政權曾以2：1的比率強迫他們將手頭的法幣兌換成了偽幣。 這兩次兌換竟以四百倍的比率將人民的現金積蓄淪為廢紙一般!淪陷區的人民等待了八年，盼望國民政府統治的重返，但卻遭遇了這樣殘酷的壓榨和輕蔑的對待，以至於他們困惑地想象，在日本人統治之下生活，是不是還要更好一些。 國府官員的不當行為造成的最終結果，是疏遠了千百萬受苦受難的人民。 
7.4美國調停和援助的失敗如果美國在抗戰時期遵循另外一種方針的話，戰後中國的事態發展可能就不一樣了。 首先，如果在戰爭頭四年即1937-1941年間美國對華援助的力度更大一些的話，或可使國民政府的財政加強到在較早時期就遏制住通貨膨脹的地步。 如果能防患于未燃，那後來的失控狀態也許壓根兒就不會發生，這樣就能避免最後的經濟崩潰。 其次，如果美國堅持那項通過中國大陸打擊日本的初始戰略，美國士兵將在中國的沿海省份登陸，從日軍那裡搶奪領土，再將收復的領土交給國民政府。 
但是，這項計劃被拋棄了，原因是1943-1944年間盟軍的戰略發生了變化，提出要完全繞開了中國，從太平洋進攻日本。 這項決策將國民黨中國置於一種戰略上無足輕重的地位，而當戰爭突然結束之時，國民政府對不期而來的和平之後果顯得措手不及。 
除了這些可能發生的經濟和軍事考慮外，美國至少喪失了三次通過外交對中國發揮決定性影響的機會。 第一，如果赫爾利在1945年8-10月毛澤東訪問重慶期間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他或許就能說服蔣接受毛澤東提出的「臨時協議」，從而避免內戰的直接爆發。 這個大好機會卻被毫不經意地放棄了。 第二，馬歇爾更強硬地「壓迫」國府和蔣遵守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戰事也可能被制止。 
第三，當1948年春國民政府處于大潰敗之際，美國還有最後一次實施軍事干預的機會，但它卻沒有選擇這樣做。 回
頭看來，美國似乎由於失誤而喪失了所有這些機會。 
7.5社會和經濟改革的遲滯除了上述這些直接原因造成國民黨的垮台外，一個更加基本的原因，是當時極其需要的社會和經濟改革之持續遲滯。 對改革的忽視或許部分是由國民政府無法控制的總體環境所致。 國民政府從一開始就受到「新軍閥」和派系政客的挑戰，當日本侵略和共產黨起義的威脅日益加劇而令國民政府焦頭爛額之時，它還未解決好新軍閥和派系問題。 國民政府動員了它所能動員的全部能量、資源和技巧來規避一場與日本的戰爭，並對共產黨發動了五次圍剿。 
國府沒有多少時間或意向來應付經濟公平和社會改革等問題。 這些問題雖然非常根本，卻似乎並不太緊迫。 不僅是民生主義原則
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
從未得到實現，就連較為溫和的將地租減至年產量37．5%的規定也從未兌現。 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始終只是鏡花水月而已。 
一當抗日戰爭爆發，軍事就佔據了最優先的位置，進一步把長期耽誤了的社會改革降低到附屬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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