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中國近代史第中國近代史

導致新的民族主義興起的，是政治上覺醒的工商階層和1919年已達二、三百萬之眾的勞動大軍的迅速崛起。 實際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國內外的有利條件，中國工商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擴張，特別是在紡織、麵粉、絲綢、火柴、水泥、煙草和近代銀行與股份公司這些領域。 國內，1912年新建立的民國取代了帝制王朝，標誌了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政府不再將企業家和商人視作懷疑對象；也沒有像清朝那樣禁止私人「團體」和協會的形成。 由士人變為實業家的張謇擔任工商總長，頒佈了一系列鼓勵和保護工商業發展的規定。 
國外，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是在華的帝國主義勢力迅速衰退的時期，這場戰爭也給歐洲的工業和它與亞洲的貿易帶來負面影響，然而卻為中國本國工業的暢通發展創造了一個黃金時機。 1913-1918年期間外國進口中國的數量變化，分別是：英國進口量由9,600萬兩降到4,900萬，法國進口量由520萬兩降到150萬；德國進口量由2,800萬兩降到零。 以相反比例計算，中國的外貿赤字從1913年的1.66億兩關稅降到1919年的1,600萬兩，同時絲綢出口從1914年的87,517擔上升到1919年的131,506擔。 3與此類似，中國本國的工商業飛速增長：紡織公司從1911年的22家增長到1919年的54家，到1921年已達109家；麵粉廠從1916年的67家增長到1918年的86家；近代銀行從1911年的7家增長到1923年的131家；蒸汽船從1913年的893艘(總噸位連141,024噸)增長到1918年的2,027艘(總噸位達236,622噸)；煤產量從1913年的1,280萬噸增長到1919年的2,010萬噸；鋼產量從1914年的100萬噸增長到1919年的18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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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新興工業和企業，造就了新的商人階層和勞動階層，這些人不同於舊式的不關心政治的商賈和懶惰的農民，而是對中國在帝國主義壓抑下的困境很敏感，並且決心保衛國家利益。 這些人大多數居住在城市，使城市的中心和其經濟得以擴展。 北京、上海、武漢、南京、天津和廣州都成為大都市，那裡養育了新的知識分子階層。 從1907年至1917年，這些階層中至少有一千萬人接受了某類近代教育，被灌輸以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者的決心，要從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混亂的雙重苦難中「救國」。 
那些本來在國外學習的歸國留學生，特別熱衷于引入改革，從1903年至1919年，這些學生中有41.51%在日本學習、33.85%在美國、24.64%在歐洲。 5近代西方文明搖籃的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吸引了大量勤工儉學的中國學生，以及一支勞動大軍，到1918-1919年期間，這支勞動大軍約有二十萬人，並在道路、碼頭、工廠和軍火臨時堆集處工作，其中至少28,000人接受了教育。 從1872年起就有培養中國幼童傳統的美國，到1915年接收了約1,200名中國留學生。 但是，因為日本的地理位置靠近和生活費較低，所以吸引的中國留學生數量最多，到1906年有1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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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傑出的歸國留學生代表有：從法國歸國的陳獨秀和蔡元培；從日本歸國的郭沫若和魯迅(周樹人)；從美國歸國的胡適和蔣夢麟。 陳、蔡、胡很快成為這場思想革命的精神領袖。 
陳獨秀(1879-1942年)，安徽人，年輕時曾接受全面的國學教育，1896年考中秀才。 1902年和1906年，兩次東渡日本，但只獃了很短的一段時間。 1907年前赴法國，受到法國政治和文學的強烈影響。 儘管不是同盟會成員，但于1910年回國參加了民國革命。 
隨後因為牽涉入二次革命，東逃日本。 1915年，回國反對二十一條。 
蔡元培(1876-1940)，浙江人，1889年和1892年分別考中舉人和進士，並成為令人欽羡的翰林院編修。 之後，1907年前赴德國，在來比錫(Leipzig)大學學習。 四年後，及時回國參加了民國革命，獲委任為孫中山政府教育總長。 在袁世凱接任總統後，辭掉了這個職位。 
1912年夏，重返德國，獃了大約一年。 隨後三年，在法國度過，為中國留學生和勞工管理着勤工儉學項目。 1916年，婉言謝絶浙江省長之職後，回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胡適(1891-1962年)，清朝前期著名學者胡渭(1633-1714年)的後裔，年輕時也是接受國學教育。 1909年從中國公學畢業後，獲得政府資助到美國學習，先後獲得康乃爾(Comell)大學哲學碩士和哥倫比亞(Columbia)大學哲學博士。 受杜威和赫胥黎的影響，強烈信奉實用主義，科學的思維方法，以及進化的社會改進觀。 旅居美國七年，深諳美國文學和社會運動，這時期正好是一個以迷戀新事物為標誌的解放時代，如：新人文主義、新民族主義、新歷史、新藝術、新詩學和新女性。 
胡適受到門羅(Harriet Monroe)《詩刊》(Poetry：A Magazine of Verse)提倡以平易語言進行詩歌創作的影響，他的觀點是在文學創作中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一點在他的思想中很重要。 71915年，當他還是康乃爾大學的學生時，便和趙元任大膽地發動一場運動，介紹白話文的寫作方式。 
這些新知識分子都是轉型時期的產物
他們都深深植根於中國古典文化，然而同時也深諳西方文明。 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實用主義、科學和民主給他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當他們歸國的時候
陳獨秀在1915年，蔡元培在1916年，胡適在1917年分別歸國
他們充當了中國文學和知識分子人格轉換的發酵劑。 他們有關對「國粹」進行批判性重估與引介西方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呼籲，燃起了一場思想革命；這場革命既粉碎了傳統主義，同時又開闢了新文化運動時期。 2.新文化運動的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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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