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敘名反正及第進士上，非是，詔從之。凡詩賦進士，于《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二道，《論》、《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四場。其經義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書》、《易》、《公羊》、《谷梁》、《儀禮》為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試論、策如詩賦科。並以四場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理義定取捨，兼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其名次高下，則如策論參之。

初，司馬光言：「神宗尊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傢俬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惇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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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尚書省又言：「大河東流，為中國要險，自大吳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壞塘濼，兼濁水入界河向去淺澱，則河尾將直注北界入海，中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為深慮。」詔范百祿、趙君錫條畫以聞。百祿言：「臣等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並緣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以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闊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漢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勢如建瓴，經今八年，沖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此乃下流深快之險也。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跡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趨深走下，湍激奔騰，只有闊深，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不至上煩聖慮。」

壬戌，弛在京牧地與民。

甲子，遼主以霖雨罷獵。

五月，辛未，以着作郎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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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禹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於中，庶使異日眾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

癸酉，以御史中丞李常為兵部尚書，侍御史盛陶為太常少卿；皆坐不論蔡確改官也。

辛巳，知鄧州、觀文殿學士蔡確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

時中書舍人彭汝礪密疏救確，大略以「吳處厚開告訐之路，此風不可長」為言；盛陶亦騰章，意與汝礪合。已而安州言確已刮洗詩牌。其明日，確奏亦至，自辨甚悉，汝礪復救解之。論猶未決，梁燾、劉安世言確罪狀着明，何待分析，故有是命。汝礪又封還詞頭，即謁告，會王岩叟當制，遂草詞行下。

丙戌，梁燾、吳安詩、劉安世言蔡確罪重而責輕，傅堯俞、朱光庭相繼論列，范祖禹亦助之。於是太皇太后宣諭燾等，令密具行遣條例聞奏，燾等即以丁謂、孫沔、呂惠卿故事條上。

丁亥，宰執入對，太皇太后忽曰：「蔡確可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宰執愕立相視。范純仁言方今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劉摯亦以確母老，引柳宗元與劉禹錫播州事。呂大防因曰：「確先帝大臣，乞如摯所論，移一近裡州郡。」太皇太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也。」於是不敢復言。純仁獨留身，揖王存論之，意不解。純仁曰：「臣奉詔，但乞免內臣押去。」太皇太后曰：「如何？」純仁以曹利用事言之。太皇太后曰：「無慮，彼必不死也。」是夜，批出，差入內供奉裴彥臣等押送，臣僚皆欲救止，而恐與初論相戾，且非體，遂不敢發。李常、盛陶、翟思、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劾，彭汝礪坐營救並不草責詞，皆罷去。擢吳處厚知衛州。

初，議竄確嶺嶠，純仁謂大防曰：「此路自丁晉公後，荊棘六七十年矣，奈何開之？吾儕正恐亦不免耳。」

知杭州蘇軾未行，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于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于太皇太后仁政為小損。謂宜皇帝降敕推治，而太皇太后特加寬貸，則仁孝兩得矣。」太皇太后善其言而不能用。

詔直龍圖閣邢恕，候服闋日落職，授承議郎、監永州鹽酒稅。先是恕自襄州移河陽，間道抵鄧州，見蔡確，相與謀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特招康道河陽，因勸康作書稱確，為它日全身保家計。康以恕同年，又出父門下，信之，作書如恕言。恕本意必得康書者，以康為司馬光之子，言確有定策功，可取信于世。既而梁燾自潞州以左諫議召，恕亦要燾出河陽，既至，恕日夜論確定策功不休，且以康與確書為證。燾不悅，詣闕奏之。會吳處厚訐確詩，燾因與劉安世等請誅確。確既貶竄，恕亦坐謫。

太皇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勛邪！若使確它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害？恐帝年少制禦不得，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為社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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