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覺出了一種不安。我懷疑白先生甚至無意將倉房房梁等重木結構運將出去，到城裡再建房子，他只是為了在山腳的村民面前拆房取樂，才把倉房買下來的。過了不久，面朝山腳那邊牆壁的三分之一，便從天棚到地板統統給拆除了，那一堆風吹不掉的牆土，也用鐵鍬給清理得一乾二淨。我站在白先生身後，和孩子們一起盯着那照得通明耀眼的倉房內部。
我覺得，它簡直像朝向山腳的一部舞檯布景。這種印象，很快就在我的夢裡獲得再生。它顯得異常狹窄，整個內部歪斜不堪， 卻分外鮮明。業已消失的百年來微明的印象連同對僵直地躺在房裡的S兄的記憶，如今都已經淡漠下去。
那拆去的牆面，竟從一個奇特的角度展現了一幅山腳遠眺的畫面，那是鷹四教山腳的青年訓練足球的操場，以及積雪消融之後重現冬日旱情的褐色河床。
「沒有鐵棒嗎？」白先生同那幫剛幹完活的建築系學生用朝鮮語講完話，便朝我走了過來，逼得圍觀的孩子們怯怯地向後退。他粘着灰塵的眉宇依然皺着，同時露出了一個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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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把地板取下一點，看看地下室的情況。這種地下室牆面和地面都是石頭鋪的，要運出來還得加人手呢。」
「哪兒有什麼地下室。」
「地板修得這麼高，就是因為有地下室嘛。」一個臉色蒼白的建築系學生肯定地說。他一下打消了我的自信。
於是，我帶著他去倉庫，取些山腳人傾巢出動修理石板路時用過的修路鐵棒。在倉庫的門口，還放著一堆鷹嘴樣的武器。那是鷹四自殺後的第2天早晨，離他而去的少年們扔到前院被我拾起來堆在這裡的。我們從倉庫的地板下面，把生滿紅銹的鐵棒拽將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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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這時，我仍不相信會有地下室，便和白先生站在一起站在倉房的門口，看那伙青年把地板橇下來。那地板已經朽腐不堪，很快就破裂了。我們這些在旁邊圍觀的人為躲開新騰起的灰塵，只好把身體轉來轉去。突然，一股潮濕纖細的黑灰，猶如水下攝影的電影裡烏賊的墨汁噴出了墨囊一樣，登時從倉房裡面湧將出來，朝着我們緩緩地移動。
就在我們躲閃不迭的時候，青年們還在繼續橇動地板裂縫，發出吱吱咯咯的聲響。過了一會兒，等灰塵散盡，我和白先生走進倉房的時候，看見從門口橫框到房裡的地板已經開出了一長條裂縫，縫裡面露出了黑暗的空間。一個青年帶著天真的微笑，從裡探出頭來，明快地用朝鮮語向白先生喊着什麼，還把一張朽黃的書籍封面遞給了他。
「他說，地板底下真是一個挺不錯的石砌倉室！你真的不知道？」白先生興高采烈地說。「說是有好多立柱，簡直轉不過身來。可是裏屋外屋都是通着的，外屋還有便所和井哩。他還說，這樣的書籍廢紙堆了不少呢。
難道這裡住過什麼瘋子或者逃兵不成？」
我從他拿的那張污損的書籍封面上看到《三醉人經論問答大全》和東京整合社發行的字樣。我茫然失措，頓感自己在一股強烈的衝擊波中飄搖沉浮。這衝擊使我的內心扭曲失衡，而且迅速擴大，隨即化成了一個啟示。這個啟示直接關涉着眼下在地下室裡過夜的我腦海裡的一切。
「石牆那邊開了幾個窗子照明用，可從外邊看不見。」白先生把鑽到地板下面的另一個青年的話翻譯給我聽。「不想下去看一看？」
那分明具體起來的啟示令我心旌搖動。我說不出話，只是搖了搖頭。那啟示的中心，便是曾祖父的弟弟在萬延元年的暴動之後，並沒有丟開同志，穿過森林跑到新世界去，這個發現，立刻變得鐵證如山。他沒能阻止同志們慘遭屠戮的悲劇，卻自行懲罰了自身。
從暴動潰敗的那一天起，他便把自己關在地下室裡。儘管他採取了這種消極的姿態，卻矢志不渝地終其一生，保持他一貫的暴動領袖身份。他遺留下來的那幾封信札，想來一定是他在地下室裡耽讀之餘，追思自己青年時期冒險的幻想和現實淒苦的夢境，想象在別處生活時可能會寄出這樣的信件，才把它們寫下來交給來地下室送飯的人們。在地下室發現的那頁書籍的封面，正表明了曾祖父的弟弟在信中所引有關憲法文章的出處。
所有的信札都沒有註明發信地點，是因為信札的作者就在這地下室裡，他不曾離開這裡半步。同樣，曾祖父與他的聯繫，想來也是全靠書信進行的。在地下室裡，他只能夠熟讀送進去的書報，他把自己幽閉起來，只能展開想象的翅膀，編出些橫濱報上的赴美留學廣告、小笠原島附近的捕鯨作業之類的故事來打發日子。對這樣的一個人來說，一旦涉及現實問題，哪怕是確認一下他藏身之處的近旁發生着一些怎樣的事情，都是艱難至極。
在地下室裡，他徒然地豎起耳朵，企圖瞭解一些情況，對於那近在咫尺卻無法見面的侄子，他又急切地耽心其在戰場上的安危，於是才會在與地面的聯繫信札裡寫上：「乞復帖速告其安否借帖有達乞速致仆以觀焉。」
這些水落石出的新情況令我頭腦熱脹。我正要轉身回上房，白先生卻突然談起1945年夏天的事情來。他一定是以為，如果單單是因為找到地下室而緊張兮兮，則未免過于沉重偏激，所以才一面窺察我沉默和緊張的緣由，一面想重新拉起話來的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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