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尤其農民，大多數是聽天由命安分安己的，他們慣于忍饑挨餓，幾千年來都如 此。除非到了最後關頭，他們是不會行動的。他們到別處就食，搶米，吃大戶，甚至于造 反，都是被逼得無路可走才如此。這裡可以注意的是他們不說話：「不得了」就行動，忍得 住就沉默。他們要飯吃，卻不知道自己應該有飯吃；他們行動，卻覺得這種行動是不合法 的，所以就索性不說什麼話。說話的還是士人。他們由於印刷的發明和教育的發展等等，人 數加多了，吃飯的機會可並不加多，於是許多人也感到吃飯難了。這就有了「世上無如吃飯 難」的慨嘆。雖然難，比起小民來還是容易。因為他們究竟屬於治者，「百足之蟲，死而不 僵」，有的是做官的本家和親戚朋友，總得給口飯吃；這飯並且總比小民吃的好。孟子說做 官可以讓「所識窮乏者得我」，自古以來做了官就有引用窮本家窮親戚窮朋友的義務。到了 民國，黎元洪總統更提出了「有飯大家吃」的話。這真是「菩薩」心腸，可是當時只當作笑 話。原來這句話說在一位總統嘴裡，就是賢愚不分，賞罰不明，就是糊塗。然而到了那時 候，這句話卻已經藏在差不多每一個士人的心裡。難得的倒是這糊塗！

第一次世界大戰加上五四運動，帶來了一連串的變化，中華民國在一顛一拐的走着之字 路，走向現代化了。我們有了知識階級，也有了勞動階級，有了索薪，也有了罷工，這些都 在要求「有飯大家吃」。知識階級改變了士人的面目，勞動階級改變了小民的面目，他們開 始了集體的行動；他們不能再安貧樂道了，也不能再安分守己了，他們認出了吃飯是天賦人 權，公開的要飯吃，不是大吃大喝，是夠吃夠喝，甚至于只要有吃有喝。然而這還只是剛起 頭。到了這次世界大戰當中，羅斯福總統提出了四大自由，第四項是「免于匱乏的自由」。 「匱乏」自然以沒飯吃為首，人們至少該有免于沒飯吃的自由。這就加強了人民的吃飯權， 也肯定了人民的吃飯的要求；這也是「有飯大家吃」，但是着眼在平民，在全民，意義大不 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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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想不到吃飯更難，沒飯吃的也更多了。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 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飽甚至沒飯吃，什麼禮義什麼文化都說不上。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 飯權也會起來行動了，知道了吃飯權的，更怎麼能夠不起來行動，要求這種「免于匱乏的自 由」呢？於是學生寫出「饑餓事大，讀書事小」的標語，工人喊出「我們要吃飯」的口號。 這是我們歷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開的承認了吃飯第一。這其實比悶在心裡糊塗的騷動好得 多；這是集體的要求，集體是有組織的，有組織就不容易大亂了。可是有組織也不容易散； 人情加上人權，這集體的行動是壓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飯吃的那一天。

1947年6月21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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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1947年7月6日上海《大公報》副刊《星期文藝》第9期）

論雅俗共賞

陶淵明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詩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樂事，「素心 人」當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這兩句詩後來凝結成「賞奇析疑」一個成語，「賞奇析 疑」是一種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農家子弟是沒有份兒的。然而又出現了「雅俗共賞」這一 個成語，「共賞」顯然是「共欣賞」的簡化，可是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 賞，那欣賞的大概不會還是「奇文」罷。這句成語不知道起於什麼時代，從語氣看來，似乎 雅人多少得理會到甚至遷就着俗人的樣子，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後罷。

原來唐朝的安史之亂可以說是我們社會變遷的一條分水嶺。在這之後，門第迅速的垮了 台，社會的等級不像先前那樣固定了，「士」和「民」這兩個等級的分界不像先前的嚴格和 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來的多，士人流落民間的究竟少，老 百姓加入士流的卻漸漸多起來。王侯將相早就沒有種了，讀書人到了這時候也沒有種了；只 要家裡能夠勉強供給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個「讀書種子」；去參加那些公 開的考試，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個紳士。這種進展經過唐末跟五代的長期的變亂加了 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術的發達，學校多起來了，士人也多起來了，士人的地位加強，責 任也加重了。這些士人多數是來自民間的新的分子，他們多少保留着民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 態度。他們一面學習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卻還不能擺脫或蛻變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 家是這樣，也就不覺其寒塵；不但不覺其寒塵，還要重新估定價值，至少也得調整那舊來的 標準與尺度。「雅俗共賞」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標準，這裡並非打倒舊標準，只是要求 那些雅士理會到或遷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讓大家打成一片。當然，所謂「提出」和「要 求」，都只是不自覺的看來是自然而然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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